《武氏祠画像石》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为黄易挖掘出土。旁有隶书题记。现存1069字,为汉代刻石书法字形较小的作品之一。清方朔跋此石书法云：“汉隶小者甚少，小而精且多者尤不多见”

皇帝三临辟雍颂,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1931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西南12公里东大郊村北部西晋太学遗址中,后立于东大郊村。建于晋咸宁四年(公元275年)十月。该碑首和碑身整石凿成,碑高322、宽110、厚30厘米。碑首约占碑身的三分之一,其两边有蟠龙伏绕,碑额隶书23字。碑正文隶书30行,行55—56字,字径3厘米。无撰书人姓名。该碑是西晋的太学生徒为颂扬皇帝崇尚儒学的盛德而立,

太室石阙铭，乐汉隶书碑刻。石碑篆额题《中岳太室阳城□□□》。延光四年刻于嵩山，是《嵩山三阙》之一。《金石萃编》载：铭高一尺三寸，横四尺六寸五分。字共二十八行，满行九字，唯第三行十字。明嵩祯十年之后始称于世，铭字虽略漫漶，而笔力遒劲。传世墨本以“君”字未损者为旧。上海艺苑真赏社有影印本行世。

曹全碑，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又称《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封冢记》、《天凤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新莽天凤三年(16)刻，隶书，纵48厘米，横70．4厘米。存山东邹县孟庙。七行，每行有直界，行五字，共三十五字。石原在山东邹县南峰山之西南卧虎山前，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膝县孝廉颜逢甲，偕友人孙生容，王辅中游邹县城南卧虎山前偶得之。刻石中有“天凤三年”字样，按：天凤三年为公元十六年，此时隶书尚处朴质阶段，字形、笔画略存篆书意味。对此刻中的“莱”字，有作“嶪(去山字头)”字者，有作“叶”字、“业”字者，迄无定论；对此石之真伪，也有争论。冯云鹏《金石索》云：“此石虽非后人伪刻，亦系当时野制，无深长意趣。”其实民间野制，不见得就缺乏意趣。此石书法古拙苍简，骨气洞达，用笔圆劲有篆意。诸城王金策说：“不知原刻正以朴拙倍见古情；今人无事不胜古人，惟朴拙万不可及。”此话是颇有见地的。颜逢甲题记称此刻“与曲阜《五凤二年刻石》、《水平鄐君》摩崖，是一家眷属。”方朔《枕经金石跋》也说它“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足与孔庙之《五凤二年刻石》继美。”瞿中溶《金石文编》评其书云：“此刻结体秀劲古茂，在《上谷府卿》、《祝其卿》二坟坛石刻之上，尚是西汉文字，可宝也。”此石与《鲁孝王刻石》以及《祝其卿》、《上谷府卿》二坟坛石刻同为西汉著名刻石，由此可以考见汉隶从古隶向今隶过渡的踪迹。山东峄县王氏有翻刻本。此石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熔篆籀之意写隶，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

子游残碑汉元初二年(115)六月刻，隶书。碑断为二，此为下截“允字子游”残石，存78字。《子游残碑》为著名的“安阳残石四种”之一，于清嘉庆三年(1798)四月出土于安阳丰乐镇之西门豹祠旁，旋移至孔庙，后复移置洛阳存古阁，今藏安阳文化馆。民国二年(1913)于安阳又出土此碑之上截，即“贤良方正”残石，今藏天津艺术博物馆。此碑是东汉早期隶书精品，为汉隶体系中境界较高的作品，结字方扁茂密，用笔圆劲浑厚，布局则疏朗有致。康有为评其书“有浑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殆《张黑女碑》所从出也。”认为此碑开《张黑女墓志》和六朝石刻的先河。

《西岳华山庙碑》，宋拓汉刻，碑书历受称颂，篆书碑额丽婉多姿，隶书碑文笔划丰润，变化多端，奇妙精绝，为汉碑佳品。汉碑多无书者姓名，此碑独刊。郭香察未见史录。唐宋时已受重视，碑石题刻颇多。原石金末元初毁佚，拓本流传很少。著名宋拓共4种：华阴本、长垣本、顺德本及四明本。此本即四明本，以四明丰熙旧藏而得名。虽较其他三本略晚，但为全拓整幅，碑额及唐代刻跋均完好保留，得观全貌，且为海内孤本。经宁波“天一阁”范氏藏，钱大昕父子、阮元、完颜崇实、端方、李汝谦、潘复递藏，后归香港胡惠春。

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亦称《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公元一七○○年)立。碑旧在河北永年，久佚。存世拓本大多为重刻本。夏承碑书法奇丽。明代王世贞评此碑云：“其隶法时时代篆籀笔，与钟(繇)、梁(鹄)诸公小异而骨气洞达，精彩飞动，疑非中郎(蔡邕)不能也。”但也有些学者认为此碑孱杂篆体，与齐书风近似，或为北齐时所重刻。

《公羊传砖》是东汉民间流传的草隶书体,行笔驰骤与舒婉结合紧密,风格朴素。

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劝进之事，实际是曹丕玩弄的一个政治手腕，他随后即正式禅位称帝，史称曹魏。碑不书立石年月，32行，行49字。《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中记其文，与此碑稍异。顾南原《隶辩》定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则以为此碑记文当在延康元年，而刻于魏黄初之后。此碑一向与另一魏初丰碑《受禅表》并称。二碑均在河南许昌南三十里曹魏故城之古城村汉献帝庙中，皆南向，一东一西，巍然相峙。依事理推之，先劝进，后受禅，或同时并举。《受禅》既立于黄初元年，则此碑之立当不会太晚或与《受禅》立于同时。《上尊号碑》的书法，以“方整峻丽”著称于世。传为梁鹄或钟繇书，皆不可靠。明赵崡谓：“此碑或曰梁鹄书，或曰钟繇书，未有的据。然隶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钟鼎间物也。”(《石墨镌华》)清冯云鹏谓：“叙刻安整，书法工妙，自是魏碑巨制。”(《金石索》)此碑书风与《受禅表》极相似，惟字形稍方，一如《受禅表》条所述，同为开启魏晋书风的先导，涅润后世，至深且远。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曹操曾下令禁碑。故曹魏时代，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存世者极少。曹魏之时，三国鼎立，儒、道、佛三教并行，社会思想比较开放。文风亦尚通脱、清峻。故魏初诸刻，一反汉末分隶之古厚典雅而为空灵峻丽。就汉字字体的演变而言，魏初诸刻是由隶变楷的桥梁；就书风而言，它们浸淫灌溉了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及唐初之书法；故无论在汉字字体变迁史，还是书法艺术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