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以小篆入碑，字数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在东汉碑刻中极为少见。中国的文字在秦汉时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对汉代的篆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隶书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促使篆书从战国晚期开始逐步向简便易写的隶书过渡，到汉代时，隶书成为正式的通行文字。而篆书的使用只是在一些庄重或者需要加以装饰美化的场合之中，此时篆书从实用性的一线向艺术性的一线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袁安碑》呈现出了汉篆的独特风貌和艺术价值。《袁安碑》在构形上与小篆基本相同，故在文字学上仍属小篆系统。由于篆书在汉代已逐渐退出社会通行文字的领域而以隶书代之，因而《袁安碑》在体态上和笔势上带有隶意，用笔不像秦篆那样严谨匀齐。《袁安碑》有些笔画的写法已打破了小篆常规，原先应两笔接搭为一圆匀整体之外，这里明确分笔书写，此是受隶书影响所致。另如『二』、『五』、『三』等字下部横画收笔一端向下伸展一段，为汉篆中新法，秦篆中未见。《袁安碑》继承了秦篆风格且有所发展，字体结构通婉流畅，笔画圆劲遒美，实为汉篆不可多得之珍品。关于此碑的书法特色可以用圆劲、委婉、宽博六字来概括。

东汉元初四年(117年)刻。碑有断缺。《袁敞碑》，全称《汉司空袁敞碑》，1923年春，出土于洛阳。此碑以方折之笔作篆法，不失流畅，成为此碑长处。是小篆书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清邓石如习小篆，从此碑获益不少。

中国古代铜镜的镜背非常注重装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装饰特点。从齐家文化至四汉早期的二千年中镜背的装饰始终纯用不同的纹样，从西汉中前期汉武帝始铸“五铢”钱的元狩五年起文字铭进入了镜背的装饰，考古界作此判断已多年。汉镜铭，在长达近四百三十年的两汉时期，自产生起一直随着汉代的历史不断发展，有近三百五十年的使用史。在这三百五十年间，镜铭文字的面貌前后虽说有所变化，但大多不脱离篆书畴，用隶书的反而颇为少见。它们和当时的印章、刻划铭文一样，在使用以隶书为主的时代不主用隶书而始终好用篆书，不可不谓有些奇特，只是由于汉代距今已非常遥远，当时这方面的原因现在也就难以尽知了。汉人喜用铜镜陪葬，为此汉镜出土了很多，我们如今也能见到大量汉镜。在可见的汉镜中，带铭文的镜非常多，汉镜文字的体相、笔画、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特点也就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