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三公山碑，是名垂书史的极有价值的碑刻之一。汉元初四年(117)刻，篆书，10行，行17—20字。现在河北省元氏县封龙山下。此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俗称《大三公山碑》。元乃贤《河朔访古记》云：“三公神庙，在元氏县西北二十里封龙山下，榜曰‘天台三公之庙’，庙有《汉三公山碑》一通。”即指此碑。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元氏县令王治岐重新访得，始有拓本行世。碑文起首云：“□初四年，‘常山相陇西冯君到官，承饥衰之后，……”翁方纲考定为安帝元初四年(《两汉金石记)。元氏县还曾有另一通隶书《三公山碑》，据《河朔访古记》云，在县西故城西门外八都神坛，即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所著录者。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立，晚于篆书《三公山碑》六十五年。此石久佚。《祀三公山碑》的字体在篆隶之间，又称“缪篆”，与印玺文字有相同之处。汉印中多见之。笔画由秦篆的圆转，变为汉隶之方折，书风古劲而茂密。齐白石的篆刻深受此碑影响。翁方纲云：“碑凡十行，每行字数参差不齐，字势长短不一，错落古劲，是兼篆之古隶也。”(《两汉金石记》)方朔云：“作阅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琅邪台刻石》，然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行下垂，亦有斜直横拂。细阅之下，隶也，非篆也；亦非徒隶也，乃由篆而趋于隶之渐也。仅能作隶者，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也，亦不能为此书也；必两体兼通，乃能一家独擅。”(《枕经金石跋》)

《袁安碑》以小篆入碑，字数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在东汉碑刻中极为少见。中国的文字在秦汉时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对汉代的篆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隶书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促使篆书从战国晚期开始逐步向简便易写的隶书过渡，到汉代时，隶书成为正式的通行文字。而篆书的使用只是在一些庄重或者需要加以装饰美化的场合之中，此时篆书从实用性的一线向艺术性的一线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袁安碑》呈现出了汉篆的独特风貌和艺术价值。《袁安碑》在构形上与小篆基本相同，故在文字学上仍属小篆系统。由于篆书在汉代已逐渐退出社会通行文字的领域而以隶书代之，因而《袁安碑》在体态上和笔势上带有隶意，用笔不像秦篆那样严谨匀齐。《袁安碑》有些笔画的写法已打破了小篆常规，原先应两笔接搭为一圆匀整体之外，这里明确分笔书写，此是受隶书影响所致。另如『二』、『五』、『三』等字下部横画收笔一端向下伸展一段，为汉篆中新法，秦篆中未见。《袁安碑》继承了秦篆风格且有所发展，字体结构通婉流畅，笔画圆劲遒美，实为汉篆不可多得之珍品。关于此碑的书法特色可以用圆劲、委婉、宽博六字来概括。

汉“少室石阙铭”篆书，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颍川太守朱宠造，在河南登封县西少室山之东麓。“少室石阙”为著名的“嵩山三阙”之一，石阙高约四米，宽二米，厚七十厘米。汉代篆书刻石极少，“袁安”、“袁敞”碑出土以前，“少室石阙”很为学界推重，此刻石笔致圆转，朴茂沉厚，康有为说：“茂密浑劲、莫如“少室”、“开母”，汉人篆碑，只存二种，可谓稀世之鸿宝，篆书之上仪也。”王澍跋：“石甚粗劣，篆文亦未尽善。然则虽未工而字殊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