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草墨迹(响拓本)。纸本(白麻纸)。《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现日本皇室收藏有一件摹本，与《二谢帖》和《得示帖》连成一纸，纵长28.7厘米，横63厘米,共八行62字，据考证早在圣武天皇之时便已传入。经过中国和日本专家联合研究，判定其为唐朝根据梁代徐僧权藏本的押缝原样双勾填墨的摹本。其上释文为：“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盖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此帖早在唐时就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丧乱帖》八行，同《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摹于一纸。上有梁徐僧权、姚怀珍签押和日本恒武天王延历(782～805)年号三郎。此三帖内容均为书简，摹填精良。《丧乱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用笔结字与《兰亭序》比较，略带古意，有些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所以成为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丧乱帖》流落日本1300多年，一直藏于深宫之内，从未示人。《丧乱帖》上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中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由此可以断定此帖确是唐代传入日本的，至于是否与鉴真有关，尚无任何证据。《丧乱帖》为包括《二谢帖》《得示帖》在内的誊写于一纸的三件王羲之手札，今藏于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凡尚藏馆。《丧乱帖》早在我国唐代已流入日本，久为皇室所藏。据帖上所钤三方“延历敕定”朱文印可知，此帖在桓武天皇(公元737-806)时代已被延历内府收藏。延历正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至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间。因此，《丧乱帖》早年流入日本的直接原因，极有可能与当时日本国派出“遣唐使”的历史事件相关。

《爱厚帖》页，释文：蒙顿首再拜德常判府相公尊契兄，恃在爱厚，輙为禀白：友人林静子山，吴兴人，亦赵氏之甥也。读书博学，多艺能，而未有成名。欲权于彼学中养赡，得三石米足矣。用是求书专注，望介注为祷。斯人年幼而多学，亦公家所当养者。王府君处意不殊此，未由晤会，万冀调摄，以膺峻擢，不具。二月廿四日，王蒙顿首再拜，余控。帖后钤“也园珍赏”、“世受堂”两方鉴藏印。无题跋。《爱厚帖》是王蒙存世的唯一一通尺牍，弥足珍贵。此信写给做官的朋友“德常判府”，内容是举荐他的朋友林静(赵孟俯的外孙)，请求给其安排一份工作，并介绍了此人“读书博学，多艺能”等特点。德常，名张经，字德常，金坛(今镇江)人。其父张监、弟张枢与王蒙、倪瓒交往密切。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张经曾任松江府判官，书中称“判府相公”，可知此信应书于至正二十二年以后，是王蒙中年的作品。此书学赵孟頫，不仅点画转折具赵书规模，结体也仿学极似，且笔墨圆润流畅，风格清劲飘逸。明吴宽《匏翁家藏集》云：“黄鹤山人书，当不在赵魏公下。”(《元诸名家尺牍册》、《石渠宝笈初编》著录。)

《台慈帖》释文：即之伏蒙台慈宠赐宝墨，仰体记轸之厚。即之年来衰病日侵，视听久废。两月前忽得小府癃疾，讫今未愈，不容亲具禀谢之幅。仰乞台照，垂喻备悉。昨来大字，已曾纳去，若小字，则目视茫茫，如隔烟雾，度不复可下笔矣。切幸加亮。右谨具申呈。二月日。中大夫直秘阁致仕张即之札子。本幅有宋荦、江恂、成亲王、成熏等人鉴藏印。此帖内容为应酬类。结衔称“致仕”，应作于景定年间，为张氏老年之笔。《台慈帖》书法运笔提顿幅度明显，点划虚实相映，线条粗细变化与写经书颇似。结字严整奇伟，布白疏朗而有新意，确如文征明所言：“即之安国(张教祥)之后，老笔健劲，大类安全所书，稍变而刻急遂自名家。”清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文物出版社《宋人书翰》册影印，刻《海山仙馆藏真帖》。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纸本，这是一件行书长卷，是黄庭坚的典型风格。此卷用笔十分老辣，用笔凝练稳重而有韵致。作字如画兰竹，潇洒大方，任意高下雄强刚劲之中，自有一种风流。结字力趋险绝，点画长短随心，极富变化。然而倚则之中，中宫稳定，通体安祥。常用一二长笔纵横取势，打破行间的空白，使字形神采飞扬，产生一种极强的运动感。字内空间也处理的极富特色，往往密处愈处愈密，疏处更疏，使字空间洞开，与字外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丰富节奏，变估莫测。整卷作品风度翩翩，纵横飞动，得褚河南之遒媚，颜鲁公之端庄，《瘠鹤铭》之雄强，《石门铭》之飞扬，而成自家面目。

《寒食诗帖》作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是苏轼谪居黄州后的代表作。真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诗中自叙来黄州三年，生活清苦，每为寒食、清明之雨所苦，眼前但觉萧瑟难受，隐藏着他贬谪黄周后抑郁的心绪。始则漫声细诉，娓娓道来，继则放任声腔，或孑然饮泣，或凄然长啸。书法与诗相得益彰，满纸身世颠沛之悲，家国不宁之怆，字字含泪。此帖笔致自然沉着，笔画粗壮丰满，字体真行相间，上下左右松紧欹侧，错落有致。字形忽大忽小，极其随意，各具姿态。结体既有“石压蛤蟆”，也有“树梢挂蛇”。全篇布局疏密有度，山谷在帖后跋中赞誉级高：文学性上，认为“尤恐太白有未到处”；书法艺术上，兼颜鲁公(颜真卿)、杨少师(杨凝式)、李西台(李建中)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王珣真迹《伯远帖》的年代仅次于《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清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着录。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将此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专设三希堂，以尽赏玩珍宝之美意。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逊帝溥仪携文物出逃，《伯远》、《中秋》二帖正在其内。1937年，二帖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出海外，牟取厚利。事为张伯驹先生所知，生怕二希流落海外，即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殁，张伯驹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能还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子将二希向宋行贿，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时传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宋子文畏物议，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子。《新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儿献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子从上海取出二希，携逃至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又载云：“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收藏，周恩来总理并亲自过问此事。时郭子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但因为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终于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宫博物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