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之小楷书曹植的《洛神赋》，自宋代以来，仅残存中间十三行，所以一般人都简称为《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洛神赋十三行》墨迹在宋元时流传有两本：一为晋麻笺，在元代初期归书家赵孟俯所得，定为王献之真迹。一为唐硬黄纸，后有柳公权等人题跋，赵孟俯定为唐人摹本，后人疑即柳公权所临。这两本在宋代都曾刻石，明清两代辗转翻刻，但基本上还是出于这两个底本。现传无柳跋本的石刻，都推“碧玉版本”为最精。这是明万历时杭州西湖葛岭地下发现的一方石刻，石色深暗，被人美称为碧玉,“碧玉版本”初拓本，存字大都完好，其它石花处亦自然清晰。因其地为贾似道半闲堂旧址，所以后人认为是贾氏所刻，后归归陆梦鹤、翁嵩年。清康熙间入内府，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此石流入民间。解放后由国家收购，藏首都博物馆。世传还有与此相同的一本，号称“白玉版本”，笔划比“碧玉版本”略枯瘦，石花剥落处有刀刻的痕迹，可知是一种翻刻本。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虚和简静、灵秀流美，与文章内涵极为和谐，这件佳作被后人誉为“小楷之极则”，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司马金龙墓表、墓志，1965年出土于大同市城东6公里的石家寨村，是出土的魏宗室王公志石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墓表高0.49米，宽0.45米，楷书十行，每行七字。墓志高0.45米，宽0.55米，楷书九行，每行八字。两碑均系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十一月随葬，碑石字迹完好，出自一人之手笔，书刻俱精。用笔以方笔直势为主，兼以圆笔曲势，字体呈扁方形，隶意极浓。横画左低右高，两端方粗，蚕头燕尾，全承汉隶笔致。结字安排，出奇制胜，形成了体势刚健，高古典雅，气势雄浑的大家气度。司马金龙墓表、墓志，反映了北魏早期书法所具有的楷隶风貌。因此，把它称作北魏早期书法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这种风格在众多的北魏碑中，只有从河南淇县的《吊比干文》的字里行间，才能寻得几分踪迹。后者与前者相较，除字形变长，隶意减少外，用笔如出一辙。据此推断，《吊比干文》与司马金龙墓碑很可能是同一位书法家的手笔，只是略有变化。从这一变化中，能使我们看到魏碑由隶化楷的演变和成熟过程。表和墓志的书写人，据推测是北魏大书法家刘芳。因为他与当时执政的文明太后、司马金龙等人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

郑道昭书《郑文公碑》这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当时郑道昭是光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