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厚帖》页，释文：蒙顿首再拜德常判府相公尊契兄，恃在爱厚，輙为禀白：友人林静子山，吴兴人，亦赵氏之甥也。读书博学，多艺能，而未有成名。欲权于彼学中养赡，得三石米足矣。用是求书专注，望介注为祷。斯人年幼而多学，亦公家所当养者。王府君处意不殊此，未由晤会，万冀调摄，以膺峻擢，不具。二月廿四日，王蒙顿首再拜，余控。帖后钤“也园珍赏”、“世受堂”两方鉴藏印。无题跋。《爱厚帖》是王蒙存世的唯一一通尺牍，弥足珍贵。此信写给做官的朋友“德常判府”，内容是举荐他的朋友林静(赵孟俯的外孙)，请求给其安排一份工作，并介绍了此人“读书博学，多艺能”等特点。德常，名张经，字德常，金坛(今镇江)人。其父张监、弟张枢与王蒙、倪瓒交往密切。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张经曾任松江府判官，书中称“判府相公”，可知此信应书于至正二十二年以后，是王蒙中年的作品。此书学赵孟頫，不仅点画转折具赵书规模，结体也仿学极似，且笔墨圆润流畅，风格清劲飘逸。明吴宽《匏翁家藏集》云：“黄鹤山人书，当不在赵魏公下。”(《元诸名家尺牍册》、《石渠宝笈初编》著录。)

《台慈帖》释文：即之伏蒙台慈宠赐宝墨，仰体记轸之厚。即之年来衰病日侵，视听久废。两月前忽得小府癃疾，讫今未愈，不容亲具禀谢之幅。仰乞台照，垂喻备悉。昨来大字，已曾纳去，若小字，则目视茫茫，如隔烟雾，度不复可下笔矣。切幸加亮。右谨具申呈。二月日。中大夫直秘阁致仕张即之札子。本幅有宋荦、江恂、成亲王、成熏等人鉴藏印。此帖内容为应酬类。结衔称“致仕”，应作于景定年间，为张氏老年之笔。《台慈帖》书法运笔提顿幅度明显，点划虚实相映，线条粗细变化与写经书颇似。结字严整奇伟，布白疏朗而有新意，确如文征明所言：“即之安国(张教祥)之后，老笔健劲，大类安全所书，稍变而刻急遂自名家。”清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文物出版社《宋人书翰》册影印，刻《海山仙馆藏真帖》。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纸本，这是一件行书长卷，是黄庭坚的典型风格。此卷用笔十分老辣，用笔凝练稳重而有韵致。作字如画兰竹，潇洒大方，任意高下雄强刚劲之中，自有一种风流。结字力趋险绝，点画长短随心，极富变化。然而倚则之中，中宫稳定，通体安祥。常用一二长笔纵横取势，打破行间的空白，使字形神采飞扬，产生一种极强的运动感。字内空间也处理的极富特色，往往密处愈处愈密，疏处更疏，使字空间洞开，与字外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丰富节奏，变估莫测。整卷作品风度翩翩，纵横飞动，得褚河南之遒媚，颜鲁公之端庄，《瘠鹤铭》之雄强，《石门铭》之飞扬，而成自家面目。

《寒食诗帖》作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是苏轼谪居黄州后的代表作。真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诗中自叙来黄州三年，生活清苦，每为寒食、清明之雨所苦，眼前但觉萧瑟难受，隐藏着他贬谪黄周后抑郁的心绪。始则漫声细诉，娓娓道来，继则放任声腔，或孑然饮泣，或凄然长啸。书法与诗相得益彰，满纸身世颠沛之悲，家国不宁之怆，字字含泪。此帖笔致自然沉着，笔画粗壮丰满，字体真行相间，上下左右松紧欹侧，错落有致。字形忽大忽小，极其随意，各具姿态。结体既有“石压蛤蟆”，也有“树梢挂蛇”。全篇布局疏密有度，山谷在帖后跋中赞誉级高：文学性上，认为“尤恐太白有未到处”；书法艺术上，兼颜鲁公(颜真卿)、杨少师(杨凝式)、李西台(李建中)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王珣真迹《伯远帖》的年代仅次于《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清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着录。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将此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专设三希堂，以尽赏玩珍宝之美意。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逊帝溥仪携文物出逃，《伯远》、《中秋》二帖正在其内。1937年，二帖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出海外，牟取厚利。事为张伯驹先生所知，生怕二希流落海外，即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殁，张伯驹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能还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子将二希向宋行贿，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时传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宋子文畏物议，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子。《新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儿献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子从上海取出二希，携逃至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又载云：“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收藏，周恩来总理并亲自过问此事。时郭子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但因为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终于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宫博物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