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书。《城南唱和诗》是朱熹和张拭所作二十咏。书法笔势迅疾，苍逸可喜，是朱熹墨迹的珍品。卷后有元干渊、黄潜，明李东阳、吴宽、周木等人题跋，曾经元钱伯广，明严篙，清孙承泽、王淡、清内府收藏。《铃山堂书画记》、《庚子销夏记》、《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岌三编》等书着录。

颜真卿行草书墨迹，8行，行41字。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帖又名《瀛州帖》，是著名的颜书墨迹之一。从帖的内容看，讲的是讨伐安禄山叛乱取得了胜利，颜真卿闻讯感到十分欣慰。据考，这段史事约发生在大历十年(775)或十一年(776)，当时颜真卿是六十七或六十八岁。颜真卿曾是坚决反对安禄山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盟主，后因反对权相元载弄权蔽主而遭排挤，大历元年(766)被贬至湖北、浙江、江西等地作地方官。尽管有这样的遭遇，从此帖看，这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老臣，仍时刻系心于唐王朝的安危。此篇笔画纵横奔放，苍劲矫健、用笔飞动圆活，富于虚实变化。元鲜于枢称此帖与《祭侄文稿》都是“英风烈气，见于笔端”。

《倪宽赞》传为唐代褚遂良楷书法帖。素笺乌丝栏墨迹卷。《石渠宝笈》载：帖高七寸七分，横五尺二寸七分，字共五十行，满行七字。卷后有赵孟坚、邓文原、柳贯、杨士奇、钱溥等人跋记。赵氏跋称：“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而明代詹景凤《玄览编》则以为：“燥而不润乏天趣，笔似清劲而实单弱。”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称：“褚河南《倪宽赞》是宋世临本，后有赵子固等七跋却真。”有影印本行世。

唐代僧人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冒生命危险，才到达印度。在他取经回归长安时，举国为之震动，太宗对于玄奘艰苦取经的伟大精神非常感动，并谓“胜朝盛事”，对于他在佛学方面的成就，也极端推崇，于是在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敕命他在长安弘福寺中，专门翻译梵经。并为其翻译的《瑜伽师地论》赐予序文，这便是《圣教序》的由来。《圣教序》成文以后，为了永垂后世，昭示天下，乃筹备将其刻于碑石流传，又因为太宗皇帝深爱羲之书法，故大家认为这篇碑文，非书圣王羲之书法“不足贵”，然羲之乃晋人，不可再起而书之，于是请弘福寺沙门怀仁担任集字拼文工作。《圣教序》全文共一千九百零四字，其中包括唐太宗的序文、高宗李治的一篇记和玄奘本人所译的一首经三个部分，怀仁经过了长达二十四年的收集和拼凑、苦心经营，终成此碑。足见《圣教序》乃王羲之书法之集大成也。此碑广采王书之众长，非常注重变化和衔接，摹刻亦颇为精到，因此可以说，“圣帖”是从王氏书迹中经过挑选合成的，足以代表王氏之书的精华，可称最佳典范。

《寒食诗帖》作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是苏轼谪居黄州后的代表作。真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诗中自叙来黄州三年，生活清苦，每为寒食、清明之雨所苦，眼前但觉萧瑟难受，隐藏着他贬谪黄周后抑郁的心绪。始则漫声细诉，娓娓道来，继则放任声腔，或孑然饮泣，或凄然长啸。书法与诗相得益彰，满纸身世颠沛之悲，家国不宁之怆，字字含泪。此帖笔致自然沉着，笔画粗壮丰满，字体真行相间，上下左右松紧欹侧，错落有致。字形忽大忽小，极其随意，各具姿态。结体既有“石压蛤蟆”，也有“树梢挂蛇”。全篇布局疏密有度，山谷在帖后跋中赞誉级高：文学性上，认为“尤恐太白有未到处”；书法艺术上，兼颜鲁公(颜真卿)、杨少师(杨凝式)、李西台(李建中)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雁塔圣教序》为褚遂良五十九岁时书，是其晚年代表作之一。书法整体气质清丽雅洁，秀蕴婉畅，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其点画以外拓为主，笔断意连。看似柔软，其实坚刚；貌似细瘦，其实丰腴。其字形以修长为主，婀娜多姿。其结字善变，上承下覆，左低右高颇为明显。临写时要仔细体味褚楷流动笔致中的行书笔意，注意结体不能过于萧散，书写速度不易过慢，要将单字内各点画连贯书写，一气呵成。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

《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草墨迹(响拓本)。纸本(白麻纸)。《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现日本皇室收藏有一件摹本，与《二谢帖》和《得示帖》连成一纸，纵长28.7厘米，横63厘米,共八行62字，据考证早在圣武天皇之时便已传入。经过中国和日本专家联合研究，判定其为唐朝根据梁代徐僧权藏本的押缝原样双勾填墨的摹本。其上释文为：“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盖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此帖早在唐时就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丧乱帖》八行，同《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摹于一纸。上有梁徐僧权、姚怀珍签押和日本恒武天王延历(782～805)年号三郎。此三帖内容均为书简，摹填精良。《丧乱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用笔结字与《兰亭序》比较，略带古意，有些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所以成为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丧乱帖》流落日本1300多年，一直藏于深宫之内，从未示人。《丧乱帖》上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中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由此可以断定此帖确是唐代传入日本的，至于是否与鉴真有关，尚无任何证据。《丧乱帖》为包括《二谢帖》《得示帖》在内的誊写于一纸的三件王羲之手札，今藏于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凡尚藏馆。《丧乱帖》早在我国唐代已流入日本，久为皇室所藏。据帖上所钤三方“延历敕定”朱文印可知，此帖在桓武天皇(公元737-806)时代已被延历内府收藏。延历正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至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间。因此，《丧乱帖》早年流入日本的直接原因，极有可能与当时日本国派出“遣唐使”的历史事件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