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行书，三帖同书于一纸之上，前四行是为平安帖，次三行为何如帖，最末二行为奉橘帖，帖文大概是慰问酬对之语。此帖前隔水上有瘦金书题签「晋王羲之奉橘帖」，下钤宣和朱文连珠玺。羲之书法，载誉千年，惟世传墨迹，多为唐人临本，或钩摹本，此帖流传有绪，历代藏家多定为羲之真迹。用笔圆钝，结体平稳匀称，在优美的姿态中，流露出质朴内敛的意韵。

《新月帖》以行楷为主，挥洒自如，笔法多变，妍美流畅。宋《宣和书谱》。评其书法“作字亦自韵胜”。

《姨母帖》，行楷,原载于唐人摹《万岁通天帖》。硬黄纸本。藏辽宁博物馆。《万岁通天帖》又名《王氏一门书翰》、《王氏宝章集》，是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家物，内收王氏家族二十八人法书。王方庆于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6)上进武则天，武命人临摹后将原本又赐还王方庆。现存《万岁通天帖》为摹本，包括王羲之、王荟、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七人共十帖。此帖钩填技术极其精妙，可谓“下真迹一等。”董其昌曾称此帖“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此帖曾摹刻于《戏鱼堂》、《真赏斋》等丛贴。现存王羲之的字面貌不尽相同，大凡有流便和古质两种，《姨母帖》属于后者．杨守敏说：“观此一帖，右军亦以古拙胜，知不专尚姿致。”此类作品可能是他早期所写，其结字和用笔都还存有较浓厚的隶书笔意，和现在出土的晋代简牍帛书有相近之处。如“一”“十”“痛”等字中的横画，隶书的笔意都很明显；“痛”“日”“何”等字的转折处都较生拗峭拔，并残存横式。这些都是隶书笔势孑遗。另外笔画质朴凝重，出笔入笔比较自然，不像唐以后那样强调一笔三折。这些都使此幅作品具有一种古朴高华的艺术魅力。还有一幅《行穰帖》和此帖比较接近。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

《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草墨迹(响拓本)。纸本(白麻纸)。《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现日本皇室收藏有一件摹本，与《二谢帖》和《得示帖》连成一纸，纵长28.7厘米，横63厘米,共八行62字，据考证早在圣武天皇之时便已传入。经过中国和日本专家联合研究，判定其为唐朝根据梁代徐僧权藏本的押缝原样双勾填墨的摹本。其上释文为：“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盖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此帖早在唐时就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丧乱帖》八行，同《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摹于一纸。上有梁徐僧权、姚怀珍签押和日本恒武天王延历(782～805)年号三郎。此三帖内容均为书简，摹填精良。《丧乱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用笔结字与《兰亭序》比较，略带古意，有些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所以成为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丧乱帖》流落日本1300多年，一直藏于深宫之内，从未示人。《丧乱帖》上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中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由此可以断定此帖确是唐代传入日本的，至于是否与鉴真有关，尚无任何证据。《丧乱帖》为包括《二谢帖》《得示帖》在内的誊写于一纸的三件王羲之手札，今藏于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凡尚藏馆。《丧乱帖》早在我国唐代已流入日本，久为皇室所藏。据帖上所钤三方“延历敕定”朱文印可知，此帖在桓武天皇(公元737-806)时代已被延历内府收藏。延历正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至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间。因此，《丧乱帖》早年流入日本的直接原因，极有可能与当时日本国派出“遣唐使”的历史事件相关。

王珣真迹《伯远帖》的年代仅次于《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清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着录。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将此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专设三希堂，以尽赏玩珍宝之美意。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逊帝溥仪携文物出逃，《伯远》、《中秋》二帖正在其内。1937年，二帖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出海外，牟取厚利。事为张伯驹先生所知，生怕二希流落海外，即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殁，张伯驹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能还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子将二希向宋行贿，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时传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宋子文畏物议，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子。《新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儿献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子从上海取出二希，携逃至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又载云：“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收藏，周恩来总理并亲自过问此事。时郭子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但因为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终于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宫博物院中。

《地黄汤帖》，又名《新妇帖》，东晋王献之的草书作品。现存墨迹本是唐人摹本，晚清时期流入日本。此帖在《淳化阁帖》、《大观帖》、《三希堂法帖》、《筠清馆法帖》等历代著名丛帖中多有摹刻，受到广大学书者的重视。用笔外拓，笔画圆腴而纵逸。整幅字富有节奏感，开头“新妇”两个字是行书刚落笔速度较慢，写得凝重端稳，“服”字以后，渐渐放开，到第二行用笔已经很洒脱，笔画连绵宛曲，提按自然，轻重变化，充满韵律感，墨色浓淡、枯润相间，使得全帖个有散朗舒展的特点。原珍藏于宋内府，高宗赵构题签。为《淳化阁帖》卷第十所收。经贾似道，明代文徵明、王宠、文彭，清代孙承泽、吴荣光、罗振玉递藏后，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三日，通过文求堂归中村不折(1866—1943)所有。卷末有文彭、常生、成亲王、英和等六家观记题跋。吴荣光获此帖时，模刻于所辑集帖《筠清馆帖》。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为三大行书书法帖之一，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天下第一行书”。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兰亭序》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