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柳公权书王羲之等人兰亭宴会上所赋诗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绦绢本，乌丝栏，行书。宋《宣和书谱》中着录，明代曾刻入《戏鸿堂帖》，后入清乾隆内府，为《兰亭八柱帖》之第四柱。此帖笔力遒逸，郁勃顿挫；结字意态烂漫，每于险中生态；而枯润纤秾掩映相发，干笔、湿墨多韵趣。锋劲处如剑光凛冽，游丝细笔亦似铁铸钢浇，中间杂以小楷，“似无意发之，绝得晋人心印”。王世贞说：“骤见之恍然若未识，久看愈妙”，“乍看之亦似有一二俗笔，而久之则俗者入眼作妩矣。”

此碑全称《豳州昭仁寺碑》，正书，四十八行，行八十四字。立于贞观年间，石在陕西长武。前列撰文者朱子奢名，而未着书丹之人，故历代着录及研究各家，均从书法风格面貌等方面，比照考索。有认为系出唐初名家虞世南之手，亦有谓“此书虽似永兴，然《庙堂》丰逸，此则瘦劲，面目虽似，神骨则殊”者。然对其书艺价值，都一致肯定推重。其结体方正中见法度规矩，极似《龙藏寺碑》，而用笔瘦劲,有虞世南书韵，则前人“正使永兴执笔，亦未必有过”之评，确属公允。不管书者是谁，而终当为唐初名刻巨制无愧。唐太宗为纪念唐初大战中阵亡的将士，颁诏在全国七处重要战场修建寺庙，昭仁寺便是为了超度浅水原大战中的阵亡将士，记述唐太宗的文韬武略、文治武功的丰功伟绩而建，列为七寺之首，特立昭仁寺碑。１９７９年国家文化部就已将昭仁寺碑列为“国家级书法名碑”。

《伊阙佛龛碑》它是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褚遂良四十五岁时所书，碑文为岑文本所撰。这是魏王李泰为他的母亲长孙皇后所立。能为长孙皇后书碑，可见褚遂良在唐代初期的书法界中，地位是何等的高了。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它与碑一样，都是为歌功颂德而存在的。两者功用相同，在创作时却面对着不同的环境：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性格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摩崖书法所具有的魅力，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以及《开通褒斜道刻石》，它们的大度、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著名的“龙门造像题记”以及在山东平度县青杨东北的天柱山摩崖石刻，其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都可以视为典型的摩崖书风。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美的延续。《伊阙佛龛碑》刻在洛阳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内。宾阳洞位于龙门山的北部，南北中三洞并连，中洞于北魏景明元年(500)着手凿削。这个浩大的工程动员了八十万人，历时二十四年，在正光四年(523)完成。洞壁上刻有本尊释迎牟尼和两胁菩萨，天井雕有莲花宝盖以及飘逸的十人伎乐供养天人像，另外，洞口内壁有“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等四种大型浮雕。宾阳洞的南洞与北洞在北魏时开始营造，唐初完成，《伊阙佛龛碑》就刻于此时。它与北魏雕像的秀骨清像之风极为吻合。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到南北朝文学的差别时说：“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引申到书法之中，褚遂良的这个《伊阙佛龛碑》，正是重乎气质之表现的，而不是他晚年的“清绮”之美。

《蒙诏帖》释文：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此帖也称《翰林帖》，曾刻入《快雪堂》、《三希堂帖》等，墨本藏于故宫博物院。用笔雄健，气势豪宕。第一行“公权蒙”三字联绵出之，字硕大，笔力纵横，如见柳公权血气方刚，精魄四射。其后三行笔走龙蛇，曲折连环；行间大小错落，锋出则破空杀纸，游丝则刚柔兼济，气势一泻无碍。后三行，虽字由大而趋小，随手变格，转换出瘦劲面目，然而气脉贯通，豪气流荡至于终篇。《蒙诏帖》的真伪争论颇多。近人谢稚柳考证后，认为意态雄豪，气势道迈，不仅为柳书的结构，也为唐代法书中的典范风格(《鉴余杂稿》)。

《卜商帖》又称《卜商读书帖》，是欧阳存世墨迹，行书六行，共五十三字。上有宣和内府诸印和一瘦金体题跋：“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有人认为这是宋徽宗赵佶的手笔。此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卜商帖》用墨浓重，行气淹贯，下笔锋利如斩钉截铁。他楷书中的瘦劲典雅，在这里转化为锋锐的笔痕，似乎还残留着北派书法中的方劲笔法。但是墨气却极为鲜润，笔画饱满丰腴，起笔简截而少婉约之势，是与当时流行的王羲之或王献之书风大不一样的。正如清人吴升《大观录》跋：“笔力峭劲，墨气鲜润。”

颜真卿行草书墨迹，8行，行41字。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帖又名《瀛州帖》，是著名的颜书墨迹之一。从帖的内容看，讲的是讨伐安禄山叛乱取得了胜利，颜真卿闻讯感到十分欣慰。据考，这段史事约发生在大历十年(775)或十一年(776)，当时颜真卿是六十七或六十八岁。颜真卿曾是坚决反对安禄山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盟主，后因反对权相元载弄权蔽主而遭排挤，大历元年(766)被贬至湖北、浙江、江西等地作地方官。尽管有这样的遭遇，从此帖看，这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老臣，仍时刻系心于唐王朝的安危。此篇笔画纵横奔放，苍劲矫健、用笔飞动圆活，富于虚实变化。元鲜于枢称此帖与《祭侄文稿》都是“英风烈气，见于笔端”。

《倪宽赞》传为唐代褚遂良楷书法帖。素笺乌丝栏墨迹卷。《石渠宝笈》载：帖高七寸七分，横五尺二寸七分，字共五十行，满行七字。卷后有赵孟坚、邓文原、柳贯、杨士奇、钱溥等人跋记。赵氏跋称：“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而明代詹景凤《玄览编》则以为：“燥而不润乏天趣，笔似清劲而实单弱。”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称：“褚河南《倪宽赞》是宋世临本，后有赵子固等七跋却真。”有影印本行世。

唐代僧人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冒生命危险，才到达印度。在他取经回归长安时，举国为之震动，太宗对于玄奘艰苦取经的伟大精神非常感动，并谓“胜朝盛事”，对于他在佛学方面的成就，也极端推崇，于是在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敕命他在长安弘福寺中，专门翻译梵经。并为其翻译的《瑜伽师地论》赐予序文，这便是《圣教序》的由来。《圣教序》成文以后，为了永垂后世，昭示天下，乃筹备将其刻于碑石流传，又因为太宗皇帝深爱羲之书法，故大家认为这篇碑文，非书圣王羲之书法“不足贵”，然羲之乃晋人，不可再起而书之，于是请弘福寺沙门怀仁担任集字拼文工作。《圣教序》全文共一千九百零四字，其中包括唐太宗的序文、高宗李治的一篇记和玄奘本人所译的一首经三个部分，怀仁经过了长达二十四年的收集和拼凑、苦心经营，终成此碑。足见《圣教序》乃王羲之书法之集大成也。此碑广采王书之众长，非常注重变化和衔接，摹刻亦颇为精到，因此可以说，“圣帖”是从王氏书迹中经过挑选合成的，足以代表王氏之书的精华，可称最佳典范。

《雁塔圣教序》为褚遂良五十九岁时书，是其晚年代表作之一。书法整体气质清丽雅洁，秀蕴婉畅，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其点画以外拓为主，笔断意连。看似柔软，其实坚刚；貌似细瘦，其实丰腴。其字形以修长为主，婀娜多姿。其结字善变，上承下覆，左低右高颇为明显。临写时要仔细体味褚楷流动笔致中的行书笔意，注意结体不能过于萧散，书写速度不易过慢，要将单字内各点画连贯书写，一气呵成。

《孟法师碑》，全称《唐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书体熔合欧、虞为一体，遒丽似虞，端庄似欧。既有虞世南书法典雅宽舒的结体，又有欧阳询书法刚健险劲的运笔。字形更为方正端丽，行笔过渡富于顿挫起伏变化。有些字又具有隶书笔意，古雅凝重，是褚氏中年书法的代表作。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