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劝进之事，实际是曹丕玩弄的一个政治手腕，他随后即正式禅位称帝，史称曹魏。碑不书立石年月，32行，行49字。《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中记其文，与此碑稍异。顾南原《隶辩》定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则以为此碑记文当在延康元年，而刻于魏黄初之后。此碑一向与另一魏初丰碑《受禅表》并称。二碑均在河南许昌南三十里曹魏故城之古城村汉献帝庙中，皆南向，一东一西，巍然相峙。依事理推之，先劝进，后受禅，或同时并举。《受禅》既立于黄初元年，则此碑之立当不会太晚或与《受禅》立于同时。《上尊号碑》的书法，以“方整峻丽”著称于世。传为梁鹄或钟繇书，皆不可靠。明赵崡谓：“此碑或曰梁鹄书，或曰钟繇书，未有的据。然隶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钟鼎间物也。”(《石墨镌华》)清冯云鹏谓：“叙刻安整，书法工妙，自是魏碑巨制。”(《金石索》)此碑书风与《受禅表》极相似，惟字形稍方，一如《受禅表》条所述，同为开启魏晋书风的先导，涅润后世，至深且远。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曹操曾下令禁碑。故曹魏时代，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存世者极少。曹魏之时，三国鼎立，儒、道、佛三教并行，社会思想比较开放。文风亦尚通脱、清峻。故魏初诸刻，一反汉末分隶之古厚典雅而为空灵峻丽。就汉字字体的演变而言，魏初诸刻是由隶变楷的桥梁；就书风而言，它们浸淫灌溉了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及唐初之书法；故无论在汉字字体变迁史，还是书法艺术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全称《鲁孔子庙碑》，又名《修孔子庙碑》、《封孔羡碑》。隶书，三国·魏黄初元年(220)立。22行，行40字，碑在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魏文帝曹丕称帝后之黄初元年，诏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并命扩修旧庙，设吏卒以守卫之事。文后有宋嘉佑七年(1062)张稚圭正书题云：“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十字。此碑为魏初著名碑刻之一，与《大飨群臣碑》、《上尊号碑》、《受禅表》并称。其结体严整而不板滞，书风淳古而高远，气势凌厉而磅礴，与汉末以方笔取胜的《鲜于璜碑》、《张迁碑》等一脉相承。清顾南原《隶辨》谓，“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当为的论。杨守敬《平碑记》云：“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气，六代人分楷多宗此种，惟北齐少似之者。”可以窥见此碑对北朝方严灵秀的楷书的形成和发展，是有渊源关系的。

三体石经，三国时期魏政权正始二年(241年)刻石，今存文11行110字，古篆、小篆与隶书三种书体刻同文。三体石经于史籍中原称“三字石经”，后称“魏石经”或“正始三体石经”，是以《尚书》、《春秋》、《左传》为内容的石刻。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以重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列传·游明根刘芳》记：“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此块刻石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隶书35字，铭文为《尚书·周书·君奭》内容。三体石经遗存的文字与其书体至今仍是研究文字与书法的珍贵实物资料。

曹真碑，三国时魏国碑刻。碑阳刻字存20行235字，碑阴存刻字30行485字，隶书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门外，当时已残断，只余此段中部。碑阳面刻碑文，碑阴刻立碑者姓名，侧面阴刻龙纹。据朱绪曾《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最先为此碑定名者为徐松。王鋆《十二斋金石过眼录》考证较详，百余年来有十余家考证。曹真为三国曹魏政权的宗室显贵，最后任职为魏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病逝后，旧属官员们为他立记功碑。据方若《校碑随笔》称，碑文第八行“蜀”字下一字为“贼”，第十一行“贼”字上为“蜀”，均在出土时被凿去，后当地人又将“诸葛亮”等字一并凿去。曹真碑铭文字体结体严整，雄劲端庄，所存碑文保存完好，宛如新刻，碑文内容极为重要。此碑是存世汉碑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