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亡簋,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诣之美，有轻有重的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其铭文用韵协调，开创了千古词赋先河，也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

曶鼎，此鼎为西周恭王时期器物。久已遗失，仅存铭文拓本下缘残泐，大篆。铭文茂密朴实，厚重凝练，有古拙雄伟之气,是西周中叶铜器铭文中最为精美的一章。

《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可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后的标准字体，小篆。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静簋铭》为西周穆王时器铭。拓本。大篆。铭文8行，共90个字。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三代吉金文存》收入。《静簋铭》铭文以不事张扬之内向品格，平静自适的风度给人以温和虚静之美感。书时布列规则，章法秩序井然，用笔清丽而不沉雄，劲健而不丰润，别具风韵。

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全称“龟甲兽骨文字”，也称“龟甲文”、“卜辞”、“占卜文字”、“契文”、“殷契”等。是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339-1281年)殷商刻在龟甲、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十九世纪末，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小屯，史称“殷墟”。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用笔、结字、章法三个基本要素，形成了庄重、肃穆的书风，是一种最古而造极的书体。

中国古代铜镜的镜背非常注重装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装饰特点。从齐家文化至四汉早期的二千年中镜背的装饰始终纯用不同的纹样，从西汉中前期汉武帝始铸“五铢”钱的元狩五年起文字铭进入了镜背的装饰，考古界作此判断已多年。汉镜铭，在长达近四百三十年的两汉时期，自产生起一直随着汉代的历史不断发展，有近三百五十年的使用史。在这三百五十年间，镜铭文字的面貌前后虽说有所变化，但大多不脱离篆书畴，用隶书的反而颇为少见。它们和当时的印章、刻划铭文一样，在使用以隶书为主的时代不主用隶书而始终好用篆书，不可不谓有些奇特，只是由于汉代距今已非常遥远，当时这方面的原因现在也就难以尽知了。汉人喜用铜镜陪葬，为此汉镜出土了很多，我们如今也能见到大量汉镜。在可见的汉镜中，带铭文的镜非常多，汉镜文字的体相、笔画、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特点也就显露无遗。

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初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

司母戊鼎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亦有人释作“后母戊”，后母戊即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妇妌。该鼎造型庄严雄伟。长方形腹，每面四边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双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四足中空。高1.33米，口长1.10米，重达875千克。用陶范铸造，鼎体(包括空心鼎足)浑铸，其合金成分为：铜84.77%，锡11.44%，铅2.76%，其他0.9%。司母戊鼎是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反映出商代青铜冶铸业具有极高水平。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瓦件，是接近屋檐的最下一个筒瓦的瓦头，形状有半圆或圆形，表面多装饰有花纹或文字。它既有保护房屋椽子免受风雨侵蚀的实用功能，又有美化屋檐的装饰功能。西汉瓦当除了变化多端的各式云纹瓦当外，西汉中期出现了瓦当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类——文字瓦当，其直径多在15-18.5厘米之间，小的直径有13厘米，大的可达22厘米。文字少则1字，多则12字。依文字内容可分为宫苑、官署、祠墓、宅舍、吉语、纪事等几大类。文字的写法线条在刚柔、曲直、方圆、疏密、倚正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和谐，或方峭，或流美，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西汉文字瓦当，字大而遒美，量多而变化无穷，实为西汉书法之珍贵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