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隶书。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以为：“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秦墓。青川木牍文为墨书秦隶，牍上三行墨书定为战国晚期秦武王二年(前309)的手迹，被视为目前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此牍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字形方扁，取横势。用笔的动势和笔迹清晰地表现出起止时回锋和出锋的变化，向右方向的末笔已显露波挑之势。作为大篆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青川木牍》还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这些都是早期隶书明显的特征。从书体角度而言，牍中那种简率的用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金文所具有的严整、匀衡、对称、凝重的美感已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它已展现了一种与金文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模式。1986年发掘出土的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与《青川木牍》相比，此简显得粗重草率，但笔意大致相同。简中横画均藏锋起笔，收笔有向右发锋的波挑意，反映了同期古隶的共同特征。1975年发掘出上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但比《青川木牍》隶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从《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之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秦篆至古隶的演变过程。

汉孔宙碑，又称《泰山都尉孔宙碑》。隶书，碑阳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碑阴上题五字篆书，下三列各二十一行。碑额篆书阴文[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九字。东汉延熹七年(一六四)立，现在山东曲阜孔庙。汉孔宙碑书法在众多的汉隶碑刻中，以端庄秀劲为尚。碑法劲健中又有遒美之气，昌汉隶中的精品。

《武氏祠画像石》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为黄易挖掘出土。旁有隶书题记。现存1069字,为汉代刻石书法字形较小的作品之一。清方朔跋此石书法云：“汉隶小者甚少，小而精且多者尤不多见”

皇帝三临辟雍颂,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1931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西南12公里东大郊村北部西晋太学遗址中,后立于东大郊村。建于晋咸宁四年(公元275年)十月。该碑首和碑身整石凿成,碑高322、宽110、厚30厘米。碑首约占碑身的三分之一,其两边有蟠龙伏绕,碑额隶书23字。碑正文隶书30行,行55—56字,字径3厘米。无撰书人姓名。该碑是西晋的太学生徒为颂扬皇帝崇尚儒学的盛德而立,

太室石阙铭，乐汉隶书碑刻。石碑篆额题《中岳太室阳城□□□》。延光四年刻于嵩山，是《嵩山三阙》之一。《金石萃编》载：铭高一尺三寸，横四尺六寸五分。字共二十八行，满行九字，唯第三行十字。明嵩祯十年之后始称于世，铭字虽略漫漶，而笔力遒劲。传世墨本以“君”字未损者为旧。上海艺苑真赏社有影印本行世。

曹全碑，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